01
大道至简，要言不烦。
中央八项规定明确要求：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风问题，号召全党同志“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并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劲头狠抓文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文风折射思想和作风。我们仍会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的省里下发文件，市里转给县里，县里转给乡镇，文件内容没有细化、具体化，只当“二传手”；有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对汇集的资料临时拼凑、照抄照搬，沦为“工具人”；有的马虎大意、漏洞百出，报告文件上连名字都能打错……
今天，我们聊一聊文风。
02
文风关系作风，作风关乎党风、政风。
关于文风与党风。文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党的作风好坏，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事业成败。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文风的背后，是精神状态，是思想面貌，彰显着共产党人说话办事的独特风格，传递出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鲜明形象，反映的是共产党人在社会实践中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
关于文风与政风。这几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有着明显的“短、实、新”特点，寥寥数语，却字字珠玑，没有长篇大论，却让群众感觉通俗易懂，耳目一新。可见，精简干练的文风，有利于提升政府良好形象，提高机关工作效率，摒弃“庸懒散”的衙门作风，真真切切地为百姓办好事、为国家办实事。
再谈谈文风与学风。文风就像一个窗口、一面镜子，以其极为直观具体的方式展露和反映学风的好坏。言之有物、鲜活灵动的文风，反映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清新朴实、亲切自然的文风，反映的是以人为本的良好学风；气势浑厚、义理深广的文风，反映的是秉持科学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良好学风。
03
好文风，要挤出“水分”、留住“干货”。
筋道为骨，思想是最深沉的力量。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有什么样的思想高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文章深度。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写就的《论持久战》，科学地论证了抗战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著作以思想的穿透力，成为指引革命的火炬。文贵有物，更贵有识。好的文风当化作思想灯塔，既照亮问题症结，更指引前行之路。
删繁就简，让表达回归本质。文章的好坏，不在篇幅长短；分量的轻重，不在文字多寡。古人说“删繁就简三秋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1975年，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只用了五千字。后来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可见，好的文章就是要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绝不拖泥带水；能够用短小篇幅阐明的道理，绝不绕弯子。
言之有物，真诚才有共鸣。无论写文章还是讲话，都贵在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文天祥在狱中写下《正气歌》，用“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浩然之气，对抗着“时穷节乃见”的生死考验。司马迁将个人屈辱与史官使命熔铸于笔端，字字血泪中迸发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家绝唱。正如李太白“与尔同销万古愁”的举杯，陶元亮“采菊东篱下”的归隐，真挚的表达永远是人类精神的最高礼赞。
04
好文风，是在实践中练就的。
好文风要沾泥土。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才会沉淀多少真情。只有笔触伸进土地，精神才有营养。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三下才溪，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为我们深入调研、改进文风树立了典范。可见，只有把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作为自觉追求和行为习惯，才能真正把基层的情况、群众的呼声摸清吃透，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认可。
好文风要见功力。精文减会意在精简文案、减少会议，追求内容的实质性以及实际效果，因此对文案的质量和标准要求更高了。如何做到深思考、简表达？必须下功夫锤炼自己的文字功底，抽丝剥茧弄清楚每一段该写什么、每句话背后逻辑是什么，才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一份站位高远、重点突出、政策有方的好文件，实现精文要求与公文质效的合理匹配。
好文风要讲新话。移动互联网时代，创作同台竞技、赛道百花齐放、注意力稀缺宝贵。比如，“浙江宣传”公众号的文章，除了短小精悍、观点鲜明外，语言精练、隽永也是一大特色。不仅角度新、材料新、语言表达新，更善于用清新朴实的文字、生动活泼的语言、亲切动情的表达，让人眼前一亮、心头一暖，最终获得尊重和认同，让文字新意在密集的“流量丛林”中脱颖而出。
05
文风，不是小事。
从“穿靴戴帽”的文字旅行，到“短、实、新”的文风转变，改变的不仅是文件厚度，更是治理效度。
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成为共识，当“短、实、新”浸润各个领域，这在提醒我们，必须打磨好马克思主义文风这把“利器”，以文风促党风政风，不断增强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担当意识和服务本领。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相应的，文风改进也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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