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风腐同查同治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规律性把握和学理性认识的深化，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进行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
风腐同查同治的理论基础
“风腐同查同治”，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作风和腐败问题的相关论述。在国际共运史中，最早使用“作风”一词的是恩格斯，他曾在与当时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讨论党的建设的书信中，用“阿谀奉承的作风”“华而不实的作风”批评某些党员和领导人身上存在的不良风气；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列宁多次使用“作风”一词批评国家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拖拉作风”。另一方面，来自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的长期探索。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的旗帜就打不下去，与贪污腐败作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开展了以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这是我们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延安时期，我们党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老一辈革命家以身作则发挥廉洁奉公示范效应，“延安作风”的丰碑高高树起。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改革开放后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为新时代风腐同查同治提供了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要求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化纠治“四风”，要求对风腐一体问题深挖细查；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把握不正之风和腐败互为表里、同根同源特征，进一步健全风腐同查的工作机制；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指出，健全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既“由风查腐”，防止“以风盖腐”，深挖不正之风背后的请托办事、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又“由腐纠风”，细查腐败背后的享乐奢靡等作风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将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作为三百多项改革任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风腐一体”到“风腐同查”再到“风腐同查同治”，这是我们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特别是作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对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特征的把握。
风腐同查同治的文化根源
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治理腐败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贾谊的《治安策》中提到，“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东汉政论家、史学家荀悦说，“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明代思想家薛瑄将廉洁者分为三等，“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上述观念中包含有事前劝诫使其不想、事中监督使其不能、事后惩戒使其不敢的思想。这些理念为风腐同查同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来自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红色文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并传承的红色文化，反映出坚定的理想信念、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要求。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布了《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文件虽然只有寥寥数百字，但言简意赅，表明早在初创时期，我们党就已敏锐地察觉到党内混入作风不良的腐败分子的危险。无论是苏区时期毛泽东提出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天职，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后来的“两个务必”和“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等重要论述，都为风腐同查同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
风腐同查同治的实践逻辑
改进作风和防治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是认清风腐关系。不正之风是腐败滋生的重要诱因，为腐败提供土壤和条件，不正之风是腐败问题的早期表现形式，很多作风问题背后都有请托办事、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而腐败行为又会助长加剧不正之风，催生新的作风问题。两者互为表里、同根同源，相互交织、相互演化。二是明确同查同治路径。通过“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实行“双向突破”，既“循风查腐”，又“以案查风”“由腐纠风”，就是从腐败案件中深入分析作风的新动向，精准查找本地区、本领域那些不正之风和腐败关系最紧密的，有哪些作风问题最容易演变为腐败问题。抓住这种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问题进行分析、整治，压缩腐败滋生的空间和土壤。所以不正之风和腐败的相互交织让我们认识到，如果只查腐败，不纠歪风的话，腐败就得不到有效的清除，作风堤坝不牢固，腐败治理的成果就无法巩固。三是健全工作机制。从哲学上讲，内因是依据，外因是条件；从管理学角度讲，自制优于强制，自律优于他律；从干部成长规律讲，任何干部的成长都是组织培养与个人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组织培养起主导作用，个人修养是主体因素，制度机制是外围约束；从反腐败工作上讲，要严格教育管理监督，从思想、纪律、制度等方面综合施策，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标本兼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为风腐同查同治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机制支撑。
（作者单位：兴安盟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
当前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