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上旬至5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党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的要求，率领5个调查组，分赴顺义县、怀柔县、密云县等地，围绕当时农村政策调整中亟须解决的系列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在深入了解各类情况基础上，邓小平、彭真于5月10日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了7个方面的问题。这封联名信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北京郊区农村调查》为题，收录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等图书中，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调研真谛、学习调研方法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着眼政策大调整的一场全党大调研

　　为了全面、坚决纠正开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1960年11月3日，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又对省、市、区党委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 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等，着重分析了当时农村形势，作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上提出要“严格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访问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发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希望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全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在全党起到了表率作用。3月13日，毛泽东给在北京主持华北、东北、西北干部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三北会议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各级干部都要重视调查研究，目前要注意了解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人与人之间平均主义的问题，特别提出：“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3月2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上散失多年，不久前重新发现的毛泽东 1930年所写《关于调查工作》（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信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及各省、市、区的负责人纷纷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党内认识的统一，推动了调整工作的进行。邓小平和彭真进行的北京郊区农村调查，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奔着问题去，鼓励群众讲真话

　　在这次北京郊区农村调查中，邓小平和彭真既有联合行动，又有分工协作，除他们一起到怀柔县梭草大队开展调研，一起在顺义县听取市委调查组、县（区）委书记的调查汇报，一起深入密云县开展加快山区荒山绿化调查外，邓小平带了 2个调查组，主要在顺义县开展调查工作，彭真带了3个调查组，主要在怀柔县开展调查工作。由北京市委组织的调查工作和各县（区）委书记、副书记领导的调查工作同步进行，情况同步分享，在北京郊区农村形成了全面的、多层次的“大调研”工作格局。

　　1961年4月8日，邓小平与中央办公厅干部曹幼民、卓琳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等一行乘火车到达顺义，紧锣密鼓地铺开了调研工作。为了全面、准确了解农村政策调整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基本核算单位的确定、社员工分口粮的分配、三七开供给制的实行、公共食堂的去留以及农村手工业、家庭副业的开展等，邓小平分层级、分类别召开县委干部、公社和管理区干部、生产队干部、县商业局和手工业社领导干部等座谈会，深入城关公社拖拉机站、县城农贸市场、牛栏山公社拖拉机站、张庄扬水站、白庙村公共食堂等地方开展实地调研，并走访了许多农户，反复征询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看到一些干部受反右、“反右倾”运动影响，心存顾虑、不敢讲真话，普遍把“劳力外调多”作为粮食减产的首要原因时，邓小平便指出， 1959年、 1960年劳力外调比1958年少，为什么粮食反倒连续减产呢？看来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力问题，是政策的问题，是瞎指挥、“一平二调”搞得群众没劲头了，有了劲头地就会种好。邓小平带头讲真话，使干部和群众打消了顾虑，道出了实情，讲出了真话。

　　在这次调研中，彭真先后4次深入怀柔县，强调“现在调查，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是解放劳动力。人的积极性是最根本的问题……没有社员的积极性，什么也干不了……为什么现在我们讲话群众有点不相信，问题就是没有很好调查研究，没有摸底就下决心，有些问题不是根据群众自愿。要下几年功夫，先把情况摸准，把政策搞对，把干部作风搞好”。围绕如何调动社员积极性这个问题，彭真相继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调查组和县（区）委书记座谈会、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先后深入西三村以及一渡河和梭草两个大队实地调查，了解公共食堂、集体生产和社员生活情况。针对一些同志对调查的顾虑，他指出：“第一是生产力问题，是我们决定一切政策的根本。能解放生产力就好，阻碍生产力就是错误的，不管打着什么旗帜。”

　　1961年5月4日，邓小平和彭真一起在顺义县听取了中央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有关调查同志及各县（区）委书记的汇报，全面汇总情况、交流体会、研判问题、统一认识。

　　把调查过程当成解决问题的过程

　　无问题，不调研。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推动解决问题。邓小平、彭真领导的这次北京郊区农村调查，耗时一月有余，不仅较为全面地摸清了有关情况，而且坚持边调研边整改，推动了干部群众关心关切的一些问题的有效解决。

　　“伟人关怀牛栏山；甘泉养育芦卷人。”这是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芦正卷村一间机井房门口挂着的一副对联。 62年前的芦正卷村，是顺义县出了名的穷村和落后村。因村里沙地多，全村吃水、用水仅靠一口井，粮食亩产只有100多斤。1961年4月19日，邓小平专程来到贫困的芦正卷村调研。在这里，他遇到一位推着破木轮车运水的老农，桶里的水连沙带泥异常浑浊，这对邓小平触动很大。在随后召开的县委汇报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由县政府和公社拿出一部分钱帮助芦正卷村打两眼机井，修上水渠，不但可以解决吃水问题，还可以发展水浇地，开辟几十亩果园。他进一步指出，类似这样的穷村，要针对其特点，帮助他们自力更生，找门路，增加收入，改变面貌。事后，县委按照邓小平的意见，给该村架通了高压线，从密云水库派来专业人员，用半年多时间打出了两眼机井，迅速改变了村里的落后面貌。

　　当年，农村公共食堂被认为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重要体现，处于“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禁区，但随着调研的深入，邓小平和彭真都发现，群众对公共食堂很不满意。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吃食堂和社会主义是两码事。“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不愿吃食堂的要把口粮分到各户，由社员自己支配。有些事情可能在理论上讲得通，而在实践中行不通。这种情况要以实践为准。彭真在调查中也不断调整自己对农村公共食堂的认识，由开始提醒大家“不要一哄而散”转变为“不要怕散”，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1961年5月18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精神和邓小平、彭真的指示要求，发出《关于食堂问题给农村党员的信》，要求各生产队将此信向所有社员逐字逐句地宣读，由社员自己解决食堂问题。此政策一经公布，北京农村食堂在自愿原则下全部散伙，群众皆大欢喜。

　　不只农村公共食堂问题得到妥善解决，邓小平和彭真的调研还推动了其他问题的解决。1961年5月10日，根据一个来月的调研情况，邓小平和彭真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面报告了调整社队规模问题、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问题、供给制问题、“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制度问题、食堂问题、耕畜和农具的所有制问题以及供销社和手工业、家庭副业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5月13日，毛泽东将邓小平和彭真的调查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5月15日至18日，调查组又以北京市委名义向党中央及华北局写了6个专题报告，并附基层单位典型材料19份，有力地促进了党中央对农村政策及其他政策的调整，取消和纠正了工作中一些明显的错误，推动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

　　邓小平、彭真在北京郊区农村的调研，虽然时间不长，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特别是他们奔着问题去、虚心拜群众为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调研中，无论涉及什么问题，邓小平都十分注意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针对那些拿不准的问题，他多次强调，要由群众去讨论，办法决定于群众；把队干部们的智慧集中起来，总比我们在办公室里想得快、想得全面。彭真则强调：“不能脑子里先有个框框，把调查研究变成找一些例子来证明自己的成见是对的，而是要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深入地、系统地、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最后才产生结论，作出客观、全面、符合事物本质的结论。”

　　（作者单位：湖南人民出版社）

原文摘录

　　根据我们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在顺义、怀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和各县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来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现在，先就我们对几个问题的了解，向你作简要的报告：

　　一、关于调整社队规模问题

　　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了，社也大部调整完毕了，多数是万把人一个社，大队一般是以村为单位，生产队一般是五十户左右，生产队下面一般建立作业组，实行责任制。社队规模的调整，使农民心里有了底，社员对于社队可以比过去“看得见、抓得住、管得了、信得过”了。效果很好，它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二、关于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问题

　　这是目前干部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大体有两种意见：

　　1.多数生产队（现在多半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辩论的）赞成对包产部分的余粮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购四留六。

　　今年各生产队包产指标极不平衡。因此，在秋后，对包产指标高的队超产粮的征购比例，可以低于百分之四十。

　　对于超产粮购四留六以后的分配，群众大体也有两种意见：

　　一般主张二八开，即大队和生产队各得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大部分按劳动工分分配，小部分按卖给生产队的肥料分配，即作为卖肥的奖励。至于具体的分配比例，主张按一比一比七比一比例分配的较多（即以购四留六的六成作为一百，大队得百分之十，生产队得百分之十，按工分分配百分之七十，按出售肥料多少分配百分之十）；也有主张按一比一比六比二分配的，也有主张按二比二比五比一分配的。还有的生产队，主张把购九留一的一成作为大队的储备，而把超产征购后的余粮按一比八比一分配（即生产队百分之十，劳动工分百分之八十，肥料百分之十）。

　　2.有少数生产队愿意包死。他们所包的征购指标比较高，已经包括了一部分超产粮在内，同时，又是只包一年，而不是一包几年不变。因为群众既这样要求，又能够鼓舞他们的积极性，在北京一小部分社、队也在采用。

　　因为连续两年歉收，目前社员爱粮如珠，对国家征购后的余粮，大队、生产队不宜留得多了，应该把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按出售肥料分给社员，鼓励他们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

　　三、关于供给制问题

　　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它不仅使劳动力多、劳动好的人吃亏，也不能适当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对贫雇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是对地富和上中农更有利。因为贫雇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占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比例较小；而地主、富农一般抚养人口比较多，劳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占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次辩论中，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主张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五保户和困难户按照这种新的供给办法，可以比老的供给办法，多得一些补助，有的多得一倍左右，也有多得两倍的。现在有很多生产队已经过群众讨论决定这样做了。看来废除三七开的供给制，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摘自邓小平、彭真《北京郊区农村调查》